岁月拾忆
袁端仁
岁月的微风，
轻轻翻阅时光的书扉；
在泛黄的纸间，
拾起一段段回忆的碎片。
一、读书是树立理想的起点
读大学几年，说来不长，也不短，却在不知不觉间溜走了。而今回想起来，竟如隔世，感觉很遥远。然而那些零碎的片段，又分明还在记忆中闪着微光。
我读书的那年，是元旦过后入学的。初入校门，看到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分院红色字体的校牌，心里颇有些惶惑，也有些期盼。我一头挑着一只旧木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和日用品，另一头挂着包好的被褥和一个黄书包，活生生像上个世纪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模样。在高年级接待我们新生的学兄带领下，顺利完成了报到手续，便走进了宿舍。
宿舍是一间60平米的大教室，中间用8张上下铺的铁架子床，一分为二隔成两间，两个门进出，一边12人，24人同居1室。一到晚上就寝，鼾声如雷，屁声连绵，梦话不断。久而久之，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食堂的饭菜还能入口，每月13块5的伙食费以餐券的方式免费发给学生，每顿饭菜所有同学吃的都是一样的，没有选择。600多人一起就餐，排着长长的队伍。
洗漱如厕，倒成了一个大问题。所有的学生宿舍都没有卫生间，只有门前的一个小水池。晚上只能站在宿舍前的水沟里小便，白天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学校没有澡堂，冬天很冷的时候只能去黄石电厂职工澡堂洗浴；气温稍微暖和一点时，只好在水池里用凉水冲浴。这种条件，反而培养了学生的坚强意志，也锻炼了体质。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湖师学生的生存状况。
课外业余生活不是很丰富，但很充实，平时主要是打篮球，排球，乒乓球和拿本书边看书边散步。我所在的班体育实力很强，篮球，排球学校举办比赛都得冠军，田径比赛团体总分第一。除了这些活动，也就是偶尔去市内看看电影。曾记得1977年电影《刘三姐》解禁上映的时候，同学们都纷纷涌进影院观看。青春期的我们被影片中的阿牛和刘三姐通过对歌的方式来表达爱情的情景所感染，也产生了对爱情渴望。我们班有个同学被影片中的故事所吸引，连续先后跑去影院看了7遍。那时的我们年纪大多在二三十岁左右，其中不少是参加工作后进入大学学习的，女生少，男生多，而女生很多都名花有主，同学之间花前月下谈恋爱的情景鲜有。学校范围小，一条半马路，几栋楼房，一目尽收眼底。条件非常简陋，不像现在的校园，男女学生出入成双成对，比比皆是。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曾说过，在大学读书期间不妨谈一次恋爱，也是人生的一项阅历，但这对当时的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奢望。
在大学期间，上课，看书，讨论是主题。当我第1次走进教室（现在的离退处办公楼2楼），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黑板，一张讲台和几十把拐手椅子，设施简陋，完全颠覆了我对大学的认知。读中学都有课桌凳子，读大学就是一把椅子，这真有点“抗大”的味道。据说我们学校创建之初，就是靠几十把拐手椅起家的。可以想象，先辈们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这所大学，我们所提倡的湖师精神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我们班的第1节课，是梁老师给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学没学过哲学，梁老师的课讲得很好，哲学听起来有趣，学起来还蛮深奥，有思辨之说。课后，同学们就很多哲学问题，常常在一起进行讨论，甚至争吵，吵得脸红脖子粗，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大家对知识的攫取和渴求则是共同。
教授的讲课各有各的风采，讲经济学的王老师，每次上课，提一开水瓶水，拿着一个装满茶叶的茶杯，一包烟一本书一上午，侃侃而谈，幽默风趣。抽完一包烟，喝干一暖瓶水，才算完成一上午的教学。同学们都喜欢王老师讲课，他把枯燥的理论演绎为生动的故事来叙述，发人深省，激发了大家学经济理论的热情。
读大学，它是你一生中精神上的“故乡”，它给你的烙印不只是知识，更是一种气质。你可能会永远怀念那个四季分明的校园：春天在长满鲜花的大道上漫步，夏天听着梧桐树上的蝉鸣，秋天闻着樟树的芳香，冬天在教室明亮的灯光下看书，那片空间，成了你青春故事的彩色背景板。
毕业的时候，班级同学之间要拍许多照片，还是请的照相馆的摄影师来拍的。要离开学校了，同学们拿着笔记本，互相签名留念，强颜欢笑，说着“保持联系”之类的话，其实心里很明白，许多人这一别便很难再相见。
如今回想起来大学生活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各种滋味，都烙上了一层温柔的光，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现在想来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小小涟漪；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模糊。然而，正是这些模糊的片段，构成了“难忘”二字的全部含义。
二、工作是践行理想的旅程
在大学工作的日子，总有些细碎的片段，在自己的记忆中闪着光点。
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共黄石市委宣传部工作，在市委工作的8年里，造就了我的人生品格，增长了我的知识和阅历，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很重要的，且难得的历练。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回到母校工作，就职于党委办公室。上班的第1天，我走进原校门左边一栋职工宿舍楼中间单元2楼的一间办公室，白灰墙面，水泥地面，老式窗户，几张五屉桌，几个木质文件柜和十几把翻背椅，这就是党委办公室。党委会议室，书记办公室，一同挤在这3室1厅的居室中，如此简陋的办公条件比我想象中的要差很多，真有似于延安时期的窑洞。
上班后，我遇到的第1个难题就是市委停发了黄石师范学院的机密文件的发放。我们学校党委主要领导只能去市委办公室阅读文件，这对于我们学校传达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做好学校的各项工作很不方便。原因是党委办公室机要秘书在传阅文件时，丢失了9份机密文件和绝密文件，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泄密，反映学校管理上的漏洞，市委停止了对我们学校机密文件的发放。宗良瑶书记指示我：一要尽快完善和严格党委办公室文件管理制度；二要尽快和市委领导汇报协商，恢复学校文件的发放。带着任务，我多次去市委找秘书长请示、申请，在我软磨硬泡下，市委办公室同意提前恢复中央文件对我们学校的下发工作。
星转斗移，我在党委办公室工作的第2年，要筹备召开黄石师范学院第一届党代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面临的困难重重，党办就我和一个管内勤的女同事，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只能自己亲力亲为。由于是首届党代会，我们必须按照市委召开党代会的规范要求来筹备，做到既简约，又要隆重。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熟悉组织这种正规会议流程的人很少，所以组织好召开这次会议的难度比较大。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各方面的共同协作和努力下，学校成功而隆重地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会后，有党代表说，这是我在师院见到过的举办最隆重最讲究的一次会议。
不久后我调到宣传部工作，兼任校报总编，重心在校报。原总编徐老师退休在即，等我接手后离任。一张小小的报纸，是维系学生和老师沟通的桥梁，也是学校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报纸虽小，但乾坤乃大，文字虽轻，却重若千钧。
办报纸，我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以往我在市里工作的时候，经常给报社写稿子，写文章，干这活我还行，但编辑排版我就不熟悉了。当时报纸是铅字排版印刷，靠人工编排校对，我只能请教徐老师，学习编排。虽然印刷厂按照我们的要求印制了排版底样，但那是一整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小方格子，我们的编辑人员要根据稿件的字数把它划定在哪一处区域，横排或竖排都要计算好，把文章，图片，插画安置在相应的格子里，字数和格子数要相等，整体布局要体现视觉的美感，印刷工人才能按此要求检字排版，经过我们多次校对后，才完成报纸的印刷。
办报纸也是一种传承，靠先行者来传帮带，当时，我们编辑部的人员严重不足，退的退，走的走了，报纸不能按时发行，成了不定期，学生有意见，看不到学校的新闻，写的文章也无处发表，文化氛围淡簿。于是，学校把安向清老师调入编辑部，充实了编辑部的力量。办好一张报纸，不仅责任重大，而且学问匪浅：第一，要有一支好的通讯员队伍，素材靠他们及时提供；第二要有责任心好，能力强的编辑人员，编辑的内容，要做到图文并茂，有可读性；第三，要及时客观地反映校情、系情、师情和生情。因此抓好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人才好，报纸则好。柯老师、宋老师都先后进入了校报工作，充实和壮大了编辑队伍。校报不仅仅是一个窗口和阵地，同时也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摇篮。不少同学通过校报投稿写文章，提高了写作能力，不少学生大学毕业后就业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外语系袁志坚同学毕业后直接去了黄石日报社当记者，现任宁波出版社社长、总编。刘绩辉、李明同学分别在深圳特区报，商报任记者编辑。校报宋嗣军老师、安向清老师也都走上了学校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所有这些，都与他们曾经是办报人，撰稿人的经历以及个人的踔厉奋发、砥砺前行是分不开的。
大学的工作既平凡，却又充满着温度。它让我见证了知识的传递，也见证了生命的交织。在这里保持着最珍贵的东西：对真理的探索，还有代代相传的知识火种。在大学工作的每一天，我都感到自己同时是站在了过去与未来的交织处———既背负着历史的传统，也面对无限的未来，或许这就是教育本质真实的体现：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在每一个被点亮的具体瞬间。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路走的远了，便不免驻足回望，看看来路上留下的脚印，有的深，有的浅，有的清晰可辨，有的早已被风雨抹平。